中国历史的记载方式,深受司马迁纪传体的影响,这种体例非常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个体本位特点。
史书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历史,但在纪传体的传统中,历史被视为一个由一个个具体人物经历叠加而成的时代印象,而非一个连续的过程。
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记述方式,强调了人的生死经历对理解一个朝代的重要性。
如郭熙的行旅图,它所展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旅途中的个体经历,通过这些局部细节的叠加形成对整体历史的感知。
历史的主线正是通过个人化叙事的组合,形成一个时代的群像和历史面貌。
这不仅揭示了一个朝代的生死历程,更展现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交织关系。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都是通过各种不同人物的角度被揭示和解读的。
历史的建构往往需要我们综合众多个体的传记来理解事件的始末全貌。
在这种叙述框架下,道的概念也变得具体而深刻起来。
道在中国思想中,始终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
道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或原则,更是个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中的具体实践和行为准则。
可以说,中国人对于道的理解是以个体为中心展开的。
这种个人化的道的体验和理解与中国历史的个人本位特点是一致的。
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正是通过描述一个个具体的道行过程来展现历史的面貌。
因此,道亦如是,具有具身性和实践性本质。
离开具体的人、物、行动和事情而言道,则道反而变得抽象和遥远。
庄子的“道行之而成”,深刻概括了道的这种实践性本质。
这与鲁迅的名言有着相同的道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同样揭示了道的形成与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儒喜谈天理,但他们自称的道学更是对天理的本质命名。
理之本义是玉石文理,那么天理之所以然仍在天道之行迹中。
我们不应该把《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割裂开来理解。
被现代人用来翻译Metaphysics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
在《易经》的语境中,形而上形而下是气化成形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道与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道不仅仅是所行之道,更是能行之道的能力。
行本身就是道的一部分,蕴含了道的能动性本原。
从这个角度看,“行于万物者”才是真正的道。
道不仅仅是被动地被行走而后成道的过程,更是道自身的能动性本原发挥的过程。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Be-wegung”(道路开辟)的概念与这里的道有相似之处。
道路作为行道之具与道自身的能动性是结合在一起的,无需借助任何外在的因素就能实现道器相即的境界。
道行与行道不可分割地共存于一道之中。
中国的历史记载方式和哲学思想中的道都体现了个人本位的特点。
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都是基于具体个人的生命经历和视角情境而存在。
同样地,道的理解和实践也是基于具体个体的经验和行动而展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行道、成为道的一部分并展现出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注:此文纯属虚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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